王忠明：法不护孝，则是恶法

　　山东冠县居民于欢及其母亲被催款团伙控制、侮辱，于欢用水果刀捅死了辱母者，并捅伤另3名讨债者，聊城法院一审判决于欢构成故意伤害罪并被判处无期徒刑。（详见《南方周末 》2017-03-23 ）

　　辱母杀人案细节经《南方周末》披露以来，一时舆情汹涌，众声喧哗，关注度创出历史新高。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发表意见，从司法和伦理的角度解读聊城法院在案件认定中的失误，在故意伤害和正当防卫之间进行广泛争论。

　　对任何一个案件的广泛讨论和围观，是社会和法治进步的重要表现，可以为以后的立法、司法提供参考和样本。

　　从汹涌的舆情观察，人们大多数倾向于——于欢无罪。人们普遍认为，当于欢亲自目睹自己的母亲受到极端凌辱时，奋起反抗是勇者的行动。

　　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认为，任何人在此情形下，不会平心静气的忍受凌辱，如果这也有罪，刑法究竟是在鼓励人们依法抗暴，还是逼着人们忍受凌辱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被辱也不反抗呢？在此案中，于欢即使是防卫过当，法院判得是不是太重了？

　　古人曰：天地之性，人为贵。人之行，莫大于孝。

　　于欢之罪的动机，在于孝。孝道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传统孝道中所讲的“养亲敬亲”思想在任何人类社会中都具有普遍适用性的，所以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永恒价值。 在法治社会，“亲亲”、“敬长”观念也有利于调整人际关系，维护社会稳定。

　　每个人生下来都离不开父母亲人的养育，在这种养育的亲密关系中，必会自然地形成子辈对养育自己的父母亲人的爱戴、尊敬之情。父母是自己生命所由，也是一切人际关系中最自然、最亲密的人际关系。

　　鲁迅说过，不孝的人是世界最可恶的人。因此，很难想象一个人连给予自己生命的父母都不爱不敬，他怎么能生发对他人、社会、国家的爱呢？

　　在古代，父母死后，子女按礼须持丧三年，其间不得行婚嫁之事，不预吉庆之典，任官者必须离职，称“丁忧”。丁忧守制是官场的熔断机制，一个官员离开岗位两到三年，在老家守着父母的坟墓，思念父母的恩德，停一停在仕途上竞走的脚步，静下心来读一读书写写文章,重新回到乡亲们中间，了解他们的疾苦，帮他们办一些事。这有什么不好呢？等到守制的长假结束，再起复做官，可能心态与刚出仕时会大不一样。

　　从立法的角度考虑，应该鼓励传统的孝道和人性的光芒。事实上我们的立法思想也在逐步向人性复归，比如刑法修正了父母子女彼此之间的包庇罪，不鼓励违背人伦亲情的检举揭发和大义灭亲。

　　但具体到此案，目前刑法中的正当防卫理论值得探讨。多年来的正当防卫理论是，行为人必须是为制止正在发生的不法侵害，才构成正当防卫。但当行为人或者其近亲属正在遭受令人难以忍受的凌辱时，行为人奋起反抗，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，这究竟算不算正当防卫？

　　立法和司法的社会功能究竟是什么？刑法要不要调整正当防卫的法定要件？刑法理论要不要更加关注社会需要和经验常识？这都是立法者、司法者需要思考的问题，否则，没有人会把恶法和错误的司法实践当回事的。

　　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：“一次不公正的审判，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。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——好比污染了水流，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是毁坏法律——好比污染了水源。”因孝获罪。孝不应与法冲突，当法与孝冲突时，应是法让与孝，舍法求孝。如法不让孝，法不护孝，则是恶法，法官以恶法判之，则判的是糊涂案。

　　作者王忠明，资深法制记者、成都聚知斋旧书店负责人、四川豪俊律师事务所媒体顾问、四川省人大法工委“立法网”编辑部主任（来源：成都聚知斋读书评论）